闻喜 信号山: 民警连环呼叫都拦不住涉诈快递 顺丰该正视缺失的反诈制度了

黑龙江王女士价值近5万元的银条，即便在警方介入后仍被顺丰送往诈骗分子手中（详见《西安民警连环呼没拦住深圳顺丰的涉诈配送鸡西老板眼看着五万白银被电诈车手提走了》）。此次事件中，顺丰暴露出规则僵化、响应迟缓的制度短板闻喜，折射出企业风控逻辑与公共安全需求之间的脱节。顺丰成为反诈链条上的脆弱一环也敲响了警钟：若企业固守于“规则茧房”，等同于为诈骗敞开方便之门。

回顾这起事件，从11月17日17时左右王女士察觉账户异常，到次日18时货物被签收，这关键的25小时“拦截窗口”中，她两次通过平台申请退回，民警也曾去电要求拦截。然而，这一切努力均在“寄件人优先”的规则面前归于无效。事出紧急，常规的书面协查文书根本来不及出具，民警的电话沟通本应是最高级别的预警信号。但顺丰却把这份来自执法机关的紧急通知，视同普通客诉一般处理，不仅对反诈工作未能起到任何助力，反而助力了诈骗分子的违法行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5年8月闻喜，巴州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与快递公司高效协作，成功拦截涉诈包裹，挽回群众18万元损失。该案例证明，只要快递企业积极配合，涉诈财物完全有可能在派送前被截住。倘若顺丰能也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反诈应急流程，在接到警方口头拦截指令的瞬间，就启动最高优先级响应，王女士的近5万元损失本可以避免。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她在社交平台分享这段糟心事之后，不少商户纷纷留言，称自己也曾遭遇同样的诈骗手法。这足以说明，诈骗分子早已把顺丰“寄件人优先”的商业规则，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将其纳入了标准化、可复制的作案流程里。诈骗分子对商业规则的恶意钻营，暴露了顺丰在面对诈骗攻击时的制度脆弱性，更折射出其风控逻辑的致命短板。

如今银行、通信等行业早已织起了多层次的反诈防护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相关实施细则，快递企业依法负有查验用户身份、安全检查寄递物品的责任，这是不容推卸的法定义务。快递作为实物转移的“最后一公里”，其反诈机制的缺失，格外令人担忧。诈骗分子邮寄快递时闻喜，寄件人与收件人的信息高度重合。从常理看，普通个人或商户通常不会向自己邮寄贵重物品，此类“自我寄递”的行为模式，在物流风控体系中本应是一个清晰的风险信号。然而，顺丰的系统对此毫无反应——既没有触发预警，也没有启动强制性的拦截复核或人工核查流程。这不禁让人怀疑，顺丰在收寄环节的“实名验证”流程，是不是早已在执行中打了折扣，沦为了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

进一步审视，问题的根源直指顺丰对“寄件人”身份的认知错位（详见《顺丰寄件实名认证存在漏洞填写“小猪佩奇”同样可发件》）。根据《邮件快件实名收寄管理办法》，寄件人指的是实际交付快递的人，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件、现场完成身份核验。但顺丰却把“寄件人”等同于“线上订单填写人”，只要线上下单时完成实名认证，哪怕实际交件的是个路人甲，在顺丰的流程里也会被视为“已合规”。就像报道中那句调侃“下单人填个‘小猪佩奇’都能发件”。身份核验的对象从一开始就错了，后续所有的风控措施，自然都成了空谈。

当然，顺丰在反诈工作中也有积极表现。例如，焦作顺丰员工曾主动排查异常包裹线索，协助拦截涉诈黄金633克；鹤岗顺丰也因快递员警觉性高、协助警方成功劝阻一起寄送黄金的诈骗案件而获得警方感谢信。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成功案例更多依靠的是基层员工的个人警觉性与主动性，充满了偶然性。“好人好事”式的个案，恰恰反衬出制度性防控体系的严重缺失。顺丰更该做的，是从这些正面案例中汲取经验，把员工自发的警觉性转化为企业主动的防御力，真正构建起覆盖收寄、中转、派送全链条，响应高效、执行有力的反诈机制。

反诈是一盘整体棋，需多方协同。在社会各界不断强化技术防控的背景下，快递行业不应也不能成为漏洞。顺丰必须进行系统性升级，将反诈意识和反诈制度深度融入运营全流程。这不仅是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担当，更关乎其自身的法律风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快递企业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拦截工作，若因未尽到合理义务导致群众损失扩大，很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制度漏洞就像破窗户，不补只会越破越大。顺丰是时候警醒，并尽快构筑起一道坚实有力的反诈防线了。

信网评论员赵晓珊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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